运城将检查验收煤炭资源整合工作

三、指导性案例的援引。

为了使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保持衔接，有期徒刑单项罪名的上限应该从现在的15年提高为20年，数罪并罚的上限从现在的25年提高到40年。第三，无期徒刑在执行2年后转为有期徒刑35年。

1997刑法对于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时间规定很低，无期徒刑最低是10年，死缓最低是12年。在慎重适用死刑成为我国司法发展趋势的今天，要想尽可能的少判处死刑又不激起社会义愤而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就必须加大自由刑的力度，为此就需要对死缓以及无期徒刑的规定进行修改。这样，有期徒刑单项罪名的最高刑期（20年）以及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后的最低服刑期限（40年×1/2=20年），正好与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最低期限（20年）相衔接。我们在反思云南高院错误的行为（在死刑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以及在死缓与死刑严重不衔接的情况下试图停止适用死刑）的同时，也要反思立法中的失误。在2年缓刑期后转为有期徒刑40年的，罪犯的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30年。

当那些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至少要服刑25年时，当那些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死缓的罪犯至少要服刑30年时，死缓与死刑之间、无期徒刑与死缓之间都得到有效地衔接，人们对于某些不太严重的故意杀人案改判死缓也就能接受了。如果缓刑后转为有期徒刑25年的，不得少于20年。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对他人产生影响，某些活动对他人利益的影响是如此之重，以至于这些活动必须受到约束。

如果依据现有法律条文来处理具体案件，将出现极为不当的裁判结论或产生极其不良的社会效果时，司法人员应当充分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技术，在不改变法律条文的前提下，将其不合理部分予以剔除。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依照法律规定裁判具体案件，因此，司法机关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司法的全部思维过程应该紧紧围绕着法律规则进行。因此，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在规范性思维的指引下，紧紧围绕法律条文来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和裁判案件争议。由此可见，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既要指引法官裁判案件，又要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以最终保障法制统一和社会公正。

而当司法机关穷尽一切合理解释仍无法化解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或个案正义之间的矛盾时，司法机关应当提请立法机关尽快对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这样才符合能动司法的真谛。综上，死守法条和完全离开法条裁判案件的行为都不符合法律思维的规范性要求，也是对能动司法的错误理解。

司法机关作为法律适用机关，不仅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裁判案件，更需要发挥司法自由裁量权来解决法律规则的抽象性、模糊性与现实纠纷的具体性及可处理性之间的矛盾。然而，要实现能动司法，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处理好能动司法和法条至上二者之间的关系。立法机关之所以在法律规则中明确规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用法律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因此，尽管案件纠纷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但法院裁判同样的案件，应当适用同一个法律规范，得出同样的判决。

所以，司法机关裁判案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依法查清事实和寻找相关法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法律显然是核心步骤。进入专题： 法律思维 动司法 。法条至上论者之所以错误，主要是错将法律至上等同于法条至上。与上述某些法条至上论者相反，个别司法人员认为，法律条文一旦产生，势必滞后于社会现实，司法机关不必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文，应该根据社会现实和人民的需要来裁判案件。

正是法律的规范性这个本质特征，决定着法律的基本价值和功能，也决定了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所以，司法法治的本质和核心特征也就在于法律思维的规范性。在文明社会，遵守法律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一。

因此，法律至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和法律理念应当成为社会生活的至上规则，而不是说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是圣神的、不可质疑的。这就是法律人的思维模式，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就在它的规范性

因此，要从根本上避免不断出现的新的吴英和吴英案，治标的办法不是杀掉一个吴英，而是尽快地消除我国目前金融业的垄断现象，加快营造金融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正是因为基于熟人性的社区具有比较对称的信息，也就比较容易产生好的信任，进而所组织的信贷活动的风险一般是比较低的。因此，利率自由化制度应尽快实施。主持人陈有西：李教授提出了整个民间金融现在能不能让它有合法地位，浮出水面的问题。李楯：其实他不是不了解，秋风讲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这套制度，我们国家立法是部门立法，它这种立法就是考虑到它的垄断利益希望才这样制定的。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行业、什么时候应该选择垄断的制度，什么时候选择竞争的制度，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长期的趋势，我们很多的政策制定会带来长期的负面效果。经济改革一定是需要深化的。

我想从经济制度的角度谈谈这个案子。他们知道该如何管理这样的自发性的属于地下性质的封闭性基金，出事的也属极少数情况。

主要表现为直接或间接的国有金融仍然在不断地排斥非国有金融主体及其活动，从而造成垄断市场规模和范围的继续扩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金融业的准入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放开，相反，政府管制非常严格。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透视出背后的许多问题。

毫无疑问，我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制成效显著。今天这个会议很有意义，作为做研究的学者，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来影响一个案子究竟应该如何判决，但吴英案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研究我们目前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很好案例。但也无可置疑，我国金融业的最根本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还比较严重，那就是金融业的垄断问题。而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对应该实行的一种金融制度，即利率自由化制度。

那么，那些没能进入这样的体系中的民营经济主体呢，他们就没有资源，没有钱，于是就要想一切办法争取非常有限的经济资源，非常有限的钱，于是也就容易造就吴英们了，吴英案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除了金融部门外，整个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改革都是需要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消除垄断，鼓励竞争。

这就涉及到了我要讲的第二个经济制度，也就是我国目前宏观的金融制度问题。实际上，也就客观上存在着无数个与吴英案类似的案子，只是有些已经浮出水面了，有些尚处于隐蔽状态而已。

即使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金融垄断情况下，如果利率自由化制度得到了好的实行的话，国有大银行业会有更高一些的积极性给民营企业贷款，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民营企业的资金紧张局面，国有银行也可以赚钱，充分的利率竞争也能从宏观上压低整个民营经济领域的平均利率，也将直接挤压部分高利贷者的生存空间，压低高利贷者的平均利率水平。它有许多方面的长处，因此我是坚决支持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的。

金融业需要加快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利率自由化改革。但是，我要讲的另外一点是，如果逐步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逐步让处于地下、半地下的民间金融活动慢慢走到地上面世的话，那就需要履行适当的程序（如登记、注册等），政府随之要实施一定的监管，但对这些金融组织及其金融活动的监管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照搬正式金融组织甚至是上市金融机构的监管方法。当然也就不需要任何来自外部的监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垄断金融活动的大型银行并没有多大积极性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为微小私营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另外两点：一是对于民间金融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所谓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金融活动而言，一般说来是不需要外部监管的，因为它本身是自我、自发组织的，一切责任理应自己承担。李楯：这就是我说的修复旧体制。

胡必亮：我想不仅仅是金融体制，而是整个经济体制，整个经济制度都需要深化改革。民营经济的贷款资金紧缺致使民间金融市场利率不断攀升，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水平，这样就自然地呼唤出了无数个民营金融从业者，这其中就包括了吴英，以及无数个其他的张英、王英、李英等。

尽管民间金融活动存在不少问题，但如果缺了这一块业务，将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就业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金融垄断不断挤压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导致利率不断升高，这就从客观上造就了大批吴英的出现，也就种下了大量吴英案的祸种。